放纵或克制欲望都是可以接受的，但关键在于我们要清楚自己的能力范围和当前的状况，明白其中的代价，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定要尽心尽力，绝不能滥用权力，损害大家的利益，用自己的私欲来换取。
司马家族是这一领域内一个典型的负面例子！为了争夺权力，他们不顾一切，甚至将整个中华民族带入了长达数百年的黑暗时期。这真是既可耻又可恨，令人叹息。
虽然现在还有很多人高举司马家的生存哲学，大力宣扬和赞美精致利己主义，但我的内心深处深感悲痛，因此写下了这篇文字。
有人问，刘邦能够取代项羽，王莽能够夺取西汉的政权，刘秀能够推翻王莽的统治，曹魏能够接替东汉的位子，那为什么司马家族不能通过夺取魏国的政权来建立晋朝呢？
权力的来源，有人说像是上天赋予的，也有人说这是民意的选择。其实，不管是天意还是民心，它们都对权力有着重要的影响。在现代社会，每个人都有参与选举的权利，大家对民主都很向往，都想在权力的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但要实现这个目标，其实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靠实力，要么靠品德。如果你在事业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那么无论是天命还是组织，都会认可你的能力，给你更高的位置。而如果你品德高尚，得到大家的尊重和爱戴，民意就像一股强大的力量，会把你推向更高的地方。那些靠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力的人，虽然一时得逞，但终究难以长久。
司马懿夺权的过程是怎样的？他违背了对洛水誓言的承诺，这是典型的背信弃义。主打一个“骗”字，司马师废黜皇帝，扶植傀儡，犯上作乱。主打一个“狠”字，司马昭在街头杀君，实属无耻。主打一个“毒”字，司马炎没有道德，夺取帝位，实为强取豪夺。主打一个“霸”字。难道他们与当今社会痛恨的犯罪团伙有何不同？那些横行乡里的恶霸、拦路抢劫之徒，难道值得我们崇拜吗？
华夏文明好像一条永不停息的河流，它不断地滋养着我们的民族。司马家族似乎想独占这条河流的控制权，竟然在河流的源头偷偷下了毒药。他们自以为有解药。
自从司马家插手后，我国千年的文化根基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整个社会陷入了深深的迷茫。司马懿的反复无常，让人们开始质疑，还有谁会真心效忠于司马家族和国家？如果他们连忠诚都可以随意抛弃，那我们的权益又该如何得到保障？司马师轻率地废除了皇帝，这让人们不禁怀疑，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还能稳固吗？连皇帝都不能确保自己的安全，普通百姓又怎么能安心生活呢？司马昭在街头公然杀害皇帝，这样的事情他还有什么不敢做的？每个人都感到惶恐不安，最终只能选择袖手旁观。如果司马炎不用付出任何努力就能登上皇位，那我们费尽心思追求功名又有什么意义呢？或许我们应该转变思路，成为善于抓住机遇的智者。
在魏晋那个时代，我国的大地上出现了一系列极端的行为，比如嗑药、清谈、炫富、裸奔、隐居、沉迷享乐等，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社会信仰体系的严重崩溃。人们原有的观念受到了极大冲击，对于生活的意义感到困惑，对这个世界产生了悲观的情绪。如果认为自己坚守的道德和秩序都是错的，那么还不如尽情享乐，珍惜每一天。这种风气在当时的西晋社会已经非常普遍。
简单来说，没有坚定的核心价值观，从高层到基层都慢慢失去了积极上进的动力。司马家族因内部问题引发了一系列后果。
以司马昭消灭蜀汉和司马炎消灭东吴为例，可以看出朝廷里的大人物们，经常是为了自己的好处而行动。如果觉得支持司马家对自己有利，他们就会站出来支持；如果觉得没什么好处，他们就会反对。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对他们来说好像很不重要。司马昭攻打蜀汉时，虽然得到了像钟会这样少数几个亲信的支持，但其他文武官员大多反对。即使是后来负责灭蜀主要任务的邓艾，也因为没有得到主要的指挥权而态度冷淡。至于司马炎攻打东吴，像贾充、荀勖这样的朝廷重臣也多次阻挠，王浑等人也只是表面上配合，实际上袖手旁观。
西晋是由司马家族建立的，他们的政策主要是靠武力来维持统治。国家要稳定，代价可就大了。每个人都得时刻提防，以防被暗算。可司马家族就算有再多的兵力，又能准备多少武器呢？而且，司马家族内部早就人心不齐，大家心里都想着怎么夺取皇位。
西晋时期，实际上充满了机会主义的氛围。当时，很少有人愿意静下心来深耕细作，也缺乏对主流价值观的信仰。大家私下里都争名夺利，拉帮结派。一旦有机会，就会毫不犹豫地抓住，大干一场。权臣贾充、外戚杨骏、后宫贾南风、宗室司马亮，都是如此。世事无常，机会来临，我自然要抓住机会，全力以赴。至于国家和社会的损失和伤害，在追求个人利益面前，似乎已经不那么重要了。毕竟人的寿命有限，只有几十年，如果能平安度过，又有什么关系呢？留下的问题可以留给后代去解决。
当一个国家和社会从上到下陷入混乱无序、盲目竞争的漩涡，最终全面崩溃可能无法避免。
在八王之乱的初期，公元300年之前，贾南风最终取得了胜利。而进入第二阶段，公元300年至公元306年，东海王司马越成为了最终的胜者。但为什么贾南风造成的破坏比司马越要小呢？在她执政的十年里，她还得到了“虽在乱世，国家却能保持安宁”的赞誉。然而，司马越接掌权柄后，立刻遭遇了“五胡乱华、永嘉之乱”的打击，可以说是遭遇了当头一棒。在贾南风执政时期，虽然内乱不断，但影响仅限于朝廷高层，对国家和百姓的影响有限。然而，经过“八王之乱”的尾声，司马氏家族的败类们竟将祖宅地基挖得面目全非，基础资源在无休止的纷争中被耗尽。
第一、自毁长城：八王之乱对西晋的国防力量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中央军团、豫州军团、冀州军团、关中军团以及沔北军团都遭受了灭顶之灾。此外，青徐兵团、荆州兵团和幽州兵团也被卷入了这场战争。在这场浩劫中，西晋的九大军团中，只有实力较弱的扬州兵团幸免于难。而幽州兵团虽然实力强大，但也未遭受严重损伤。
八王之乱之后，国家的版图更加辽阔。帝国的东北和东南地区依然保持着较强的军事实力，而其他地方则如同没有设防的莫斯科，毫无遮掩。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国家的安全呢？王弥曾是凶恶的强盗，石勒曾是奴隶，他们只需轻松一召集，就能在中原地区任意妄为。而刘渊，这位曾在中原当人质多年的匈奴人，一旦回到自己的部落，就能迅速反击，最终将西晋的统治彻底推翻。看来，司马家族的衰亡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引狼入室；非属同宗，心性必异。在历经两汉与曹魏近五百年的压制与同化过程中，异族势力本已临门一脚，却因司马氏家族的突然放手而功亏一篑。匈奴族领袖刘渊，正是西晋朝廷纵虎归山；氐族首领李特及其子嗣，则在司马氏无法伸张的领域内自立为王；羯族将领石虎，更是被刘琨亲自引荐至石勒麾下；拓跋鲜卑，自始至终都是刘琨的雇佣军；至于慕容鲜卑、段氏鲜卑与乌桓的铁骑，则是幽州牧王浚引领他们打开通往中原之门的关键力量。
西晋时期，大家喜欢投机取巧。胡人来中原待了不久，就看到了西晋的衰败。他们难道看不到其中的商机吗？面对巨大的诱惑，他们会对你保持敬畏吗？刘渊迅速反击，李雄自立为王，石勒掠夺中原，鲜卑和乌桓的军队横扫中原，他们纷纷效仿，打着汉室的旗号，到处作乱，残害百姓，自己的势力越来越强大。面对这样的“五胡乱华”，你还能阻止得了吗？
第三，民生凋敝；为官不思民，不如归去田园种红薯。百姓历来处于弱势，需要得到关怀、保护与援助，才能过上安宁幸福的生活。然而，司马氏家族却让国家陷入混乱，百姓如何能得安宁？连年的战火，让底层民众成为炮灰和劳役；横征暴敛，剥夺了百姓的财富；兵荒马乱中，百姓更是遭受土匪、官兵和异族的迫害……
翻阅历史，可见幽州的胡人第一次南下侵扰时，冀州有八千女子不幸被推入河中；王弥和石勒横行中原之时，所过之处一片荒凉，草木无存；胡人首次攻破长安，司马颙遇害，关中平原上鲜血染红了大地；匈奴连续攻打洛阳，城内百姓陷入绝望，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刘曜再次占领长安，关中地区哀鸿遍野，尸骨累累；刘景南下时，败军、流民和无辜百姓被迫跳河，就连刘渊也感到不忍心……
你可曾见过，那些可怜的人们，成了别人私欲的牺牲品；那些在寒冷中冻僵的老人和孩子；那像蝗虫一样涌动的流离失所者……你看，那无助的眼神，那充满哀伤的脸庞，那历经苦难而疲惫的身体，以及那片寂静无声、满目疮痍的大地……
第四、信念瓦解；司马家族的人，实在让人失望，没人愿意相信他们，也没人愿意为了司马家或是他们背后的国家和朝廷拼死拼活。西晋有值得称道的名人、名将或明君吗？有没有敢于直言的勇士？有没有人替百姓发声？有没有人勇敢站出来？大家都跟着司马家堕落了，这种糟糕的生活，不知何时是个头。不如随心所欲，尽情享受，能多活一天算一天。
王弥出身名门，却宁愿做贼也不效忠西晋王室；苟晞虽是猛将，却在司马越临终之际被陷害，国家危难时沉迷享乐，不关心国事；幽州王浚握有重兵，却心怀异志，想自立为帝；刘琨曾是青年才俊，却在太原固守多年后，沉迷娱乐圈，最终失败；王衍出自名门，却只想着自家利益，嘴上说得天花乱坠，却从不兑现，最后宁愿成为亡国之人，也不愿挺身而出，反而推卸责任，引诱石勒登基。
经历了八王之乱之后，西晋变成了一个“信仰缺失、民族失落、国力衰微”的“三无”社会。这样的社会还有可能被拯救吗？那些夸赞司马氏处世之道的人，请你们认真思考一下，仔细观察一下，如果你们置身于那个时代和那样的社会环境之中，你们还会如此轻率地发表那些不考虑后果的言论吗？
公元311年六月，洛阳城被攻破，西晋的实际统治已经名存实亡。战乱让中原大地变成了一片荒凉之地，到处都是白骨，连鸡鸣之声都听不到了。在这艰难的时刻，中华民族展现了其坚韧不拔的精神，开始寻求自救之路，邬堡时代由此诞生。
邬堡实际上就是散布各地的大地主庄园。它们与两汉末期的豪强和世家有些相似，但两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不同。
靠着豪强家族手中的资源和力量，在信仰和组织的支撑下，这些家族很容易被官方收编和整合。比如刘秀就因为许多豪强家族的支持，几年间统一了江山。幽州的耿氏家族带领他们的精锐骑兵，坚定地追随这位希望的象征——刘秀。再比如黄巾起义声势浩大，但东汉朝廷一解除党禁，一声令下，几个月就把这次起义平定了。到了汉末，各地的士族纷纷主动寻找可以依附的政治和组织旗帜。
到了西晋末年的邬堡时代，一切都变了。皇权和地方官府的力量都垮掉了，而前所未有的大量少数民族涌入中原。各个邬堡陷入了选择的困境，不知道该支持谁。人们对朝廷的期待已经破灭，地方官员也失去了联系和控制。至于那些四处游走的胡人势力，人们也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参考。
皇家的玉玺现在被外族人抢走了，从前那些被大家寄予厚望的英雄人物，现在都找不到了。王弥、石勒这些人到处作乱，真是给国家添乱。人们在该留下还是该离开之间犹豫不决，这成了西晋社会最大的难题。如果坚持留下，可是形势已经变了，个人还能不能保住祖先留下的东西？如果选择逃离，那过去的家业和祖宗的基业就会消失，还不知道去哪里重新开始生活。
经过一番痛苦的抉择，黄河两岸的邬堡势力最终明确了他们的立场：
黄河以南的邬堡大户纷纷归顺了江东司马睿的政权。他们这样做的原因有两个：首先，中原地区已经失去了可以坚守的险要之地，加上多次战乱，这个地方已经破败不堪，自保都成问题。其次，八王之乱中的胜利者司马越领导的集团中，很多士族名流都来自黄河以南。司马越的主要势力范围在兖州、豫州和徐州等地。这就好比我们现在遇到困难时，首先想到的是去有亲朋好友的地方避难，道理是一样的。
黄河以北的许多普通士族，因为自身实力不足，无法自保，便纷纷投靠了三位坚守晋朝遗风的北方领袖：凉州的张轨、太原的刘琨和幽州的王浚。可惜的是，除了凉州的张氏家族，其他两位北方豪杰都没能留住这些追随者。更为遗憾的是，这些人后来转而投靠了慕容鲜卑，成了民族的叛徒。像清河崔氏、范阳卢氏、博陵崔氏这样的名门望族，以及与司马睿关系密切的河东裴氏，由于自身有一定的自保能力，便选择留在故土，静观局势的变化，等待时机。
说到“永嘉衣冠南渡”，其实这只是历史的一部分。当时，北方的士族贵族并不全是往南迁徙，还有一部分最终变成了敌人手中的资源。那些选择投靠鲜卑势力的人也不在少数。今天我们主要想聊聊那些坚守故土、不离不弃的大家族。
经历了国家的衰败和家庭的破碎，这些曾经显赫的大家族在痛苦中反思，毅然决然地放弃了当时流行的迷信，转而重新学习并推崇汉代赖以兴盛的儒家学说，走上了“回归传统”的道路。经过五胡乱华和北朝三百年的洗礼，他们在隋唐时期终于再次站在了时代的巅峰。
这些大户人家通常血脉相连，团结一致，传承家业，邬堡也因此而兴盛。但是，我们不妨思考，仅仅依靠内部的努力，他们真的能在那个混乱的时代生存下来吗？他们必须不断适应周围的环境，才能获得喘息的机会和发展的空间。
如何进行交换呢？主要是通过人才交流和物资支援两种方式。我们一方面不断派出家族中的优秀人才，让他们融入胡人的政权，以保持家族的生存；另一方面，向经过这里的胡人提供人口、粮食和其他物资，希望能换来一段和平时期。
在那个战乱频仍的时代，活下去最重要的就是保护自己。所以，我们没有必要批评那些像西晋末年那样，选择去北方谋生的人。让我们一起看看西晋末年，北方地区的整体情况吧。
首先，人口大幅减少。据史书记载，永嘉之乱后，北方的汉族人口只剩下几百万。想象一下，那曾经广袤的土地变得如此荒凉，实在让人感叹不已。在持续不断的战争中，人的生命变得如同草芥一般脆弱。无数饱受苦难的同胞，在司马家族引发的战乱中，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只留下一片废墟。
第二北国辽阔无边，邬堡显得格外孤寂。许多幸存者被迫涌入或被吸纳到坞堡的自卫体系中，坞堡取代了“县”的地位，成为各地基层唯一的实体。尽管如此，这仍是一种相对委婉的说法。各据山头。
到了这个时候，司马家族已经把自己推向了绝境，无论是人还是财物都遭受了巨大损失。再加上石勒和王弥长期不断的侵扰，北方广大的地区里，民众和社会几乎看不到任何能给他们带来希望的组织。这种情况使得那些自建的防御堡垒难以团结起来，只能孤独地各自坚守，没有支援。
西晋末年，一场罕见的生态灾难让石勒和王弥等人有机会用简陋的流寇战术壮大自己的势力。自古以来，除非官方组织完全瓦解，否则流寇性质的团伙即便动员起当地的社会力量，也难以长久生存。
晚清的时候，有一本小说叫《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光听名字就够吓人的。但要是跟西晋时期的真实情况比起来，这本书里描述的那些奇怪现象，简直算不上什么。西晋那段历史里发生的那些离奇事，不知道有多惊人，让人看了简直目瞪口呆。
张载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胸怀天下，心系民生，传承先贤的绝学，开启万世太平之路。在西晋的那个时代，竟没有一个人具备这样的品质！众人在喧嚣中挣扎求生正规配资平台，沉溺于狂欢，沉浸在悲观中，叛逆不止，放纵无度，尔虞我诈，直至兽性横行。待这一切兽性发作之后，便一同归于寂灭吧。
元鼎证券_元鼎证券APP下载安装_在线股票配资平台提示：本文来自互联网，不代表本网站观点。
相关文章
相关评论
大盘指数行情走势
热点资讯